尔肯江·吐拉洪在郧西调研定点帮扶和区域协作工作
它在宪法上经由基本权力/权利、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公法/私法的全面布局，演化形成一个既充分维护社会（个体）黑箱性又极力限制政治（权力）黑箱性的动态结构。
[27] 三、推定同意正当化依据的重新确立：法律拟制说之证立 从上文的梳理中不难看出，既有观点无论如何强调要从法益主体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会如何抉择，最终都是由第三人替其做出了抉择，即我认为你在此情况下会如此行动。[37]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第16页。
[71]〔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2版，2010年）199頁参照。罗克辛教授认为，此种情况下必须保护了明显具有优势地位的利益时，才能够以推定的同意为根据阻却违法。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契约主义，一种是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古典契约主义(contractarianism)，另外一种是以罗尔斯、康德为代表的契约主义(contractualism)。[39] 另一方面，该学者的批判有指鹿为马之嫌。[50]王俊：《允许风险的解释论意义》，《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8年第4期，第34页。
[73]参见王云岭：《现代医学与尊严死亡》，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在生命法益可以承诺之前提下，安乐死因得到了被害人现实的承诺，当然能够阻却违法。就此而言，社会学视角的观察，相对于法学视角的观察而言，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除魅的效果。
但法律系统的运作必然会涉及到自我观察的问题，一旦法律系统形成自我观察，就必然会涉及到法律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这就是自我指涉的悖论。黑色的墨必须被喷洒到白纸上，通过喷洒之墨周围的白色环境的对比，才能够打印出字体来，从而提供信息。可以说，卢曼在法社会学研究领域是做出了长期和系统的思考与探索的。[31]然而，所有这一切，连同前面提及的自然法理论，无一例外地，表达的都是一个内容，就是：法律起源于非法律。
老冯拿出5块钱，分别赔偿给两人一个坛子钱，两人对坛子的所有权都得到了确认，并且被转化成了交换价值而得到了实现。许多法学院的学生虽然从专业的角度认为第十二只骆驼不应该被归还，但从结果考量的角度出发，他们也许会同意第十二只骆驼的返还。
那第十二只骆驼在这个遗产分配方案的执行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何种神奇的作用，从而使得这一切的实现呢？ 首先，作为置身事外的听故事的人，我们很快可以发现，这个疑难案件能够被解决的关键在于，案件事实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作为遗产被分配的十一只骆驼，如今变成了十二只。因此，整个案件始终，三兄弟都严格地要求按照遗嘱规定的方式来分配财产。这时遗产分配的难题就产生了。但问题是，在这个案件中，这只骆驼真的必须要实在的借出去，还是仅仅拟制地借出去一下就行了？在裁判过程中，三兄弟一定是都同意这只骆驼是真实的，是与其他十一只骆驼一样的，整个分配方案也都是以此为前提进行的。
但在骆驼遗产继承案中，骆驼显然要贵重地多，如果卡迪法官每次裁判都拿出一只骆驼，估计卡迪法官会破产。[14]〔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2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例如，俗称的红绿灯规则。如此以来，三兄弟在遗产分配的过程中，就从各种各样的经济的、心理的、情境的、策略的因素中都解脱了出来。
从司法的性质与追求的效果来说，送法下乡是为了今后不再送法下乡，是为了让乡里的人能够有足够的动力，从崇山峻岭中跋涉而来，来到法的门前，寻求正义。泡菜坛子案向我们暗示了第十二只骆驼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第十二只骆驼也有可能拿不回来。
遗产分配结束后，法官又把剩下的这只骆驼拿回去了。从而老大继承了6只骆驼，老二继承了3只骆驼，老三继承了2只骆驼，刚好是11只骆驼。
正如我们上文所揭示的，纯粹的外部视角，仅仅揭示了法律系统的偶联性，却不能告诉我们法律系统的内在特性是什么。当然，热爱法律分析的人还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分析下去，例如，法学院的民法高材生会说，这时候第十二只骆驼应该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进行分配。但是，如果一个外部观察者看到这个现象，他们或许会说，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一个高度盖然性的事件，当红灯亮时，人们停下来等待，绿灯亮时，人们开始穿过马路，这件事的盖然性有多大，以及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街区，此事出现的各自盖然性有多大。正是由于虚线在二维的平面上增加了三维的空间性，所以二维平面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三维空间中，就不成其为问题了。[12]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说，这其实是一只道具骆驼。对于第二个问题，卢曼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这笔金钱从法学的角度看，是一笔损害赔偿金，但如果从外部视角来看，该涉事企业也许会把这笔赔偿金看作是可以正常排污的环境侵害税，经过经济理性的计算，也许它还会觉得这是一笔超值的环境污染税，远比费心费力地建立一套完整的排污设施与程序来得划算。更进一步地说，虽然感官知觉的观察是我们最熟悉的观察，但观察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感官知觉的意义上。
通过一种演化论的，结合具体历史文化条件等带有偶然性特征的因素的考量，卢曼进而指出了现代法律的二值代码化的内部结构特征，以及由二值代码化运作所带来的悖论问题。因此，在裁判过程中，法官和三兄弟，作为案内人，他们都认为这只骆驼是真实的，与其他骆驼是 一样的。
对法社会学来说，它的工作是，观察法律系统如何观察它自身。卡迪的方案是这样的：卡迪将自己的一只骆驼给三兄弟，作为刚去世老父亲的遗产一部分，参与分配。
如果第十二只骆驼拿不回来怎么办？如果我们从这个转换的角度来观察卡迪的第十二只骆驼，就难免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卡迪的这只骆驼究竟是偶然出现的，还是一只就存在那里，早就事先准备好了的骆驼？卡迪怎么就知道会有这么一个关于骆驼遗产分配的纠纷，然后事先就提前准备好这只骆驼呢？如果卡迪手里的骆驼不是刚好就有，那么，卡迪的储藏骆驼的仓库里，是否还存着大象、毛驴、骏马、牛肉、帐篷？如果卡迪的成功是以如此一个庞大到无所不包的仓库为前提条件，那么是否对卡迪的要求高了一点？ 在《马背上的法庭》中，一个泡菜坛子只有两块五，因此老冯可以一下子拿出五块钱。社会学对世界偶联性的这种揭示，既对法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自身的不利后果。从而使得遗产变成了12只骆驼。他是一个伊斯兰法的法官。
当老父亲死去时，因为某种原因，骆驼数量急剧下降，只剩下11只。[9]当然，此时，第十二只骆驼就是一种象征性存在，它完全可以变成第十二只小猪，第十二头耕牛。
那么，什么是法律系统的观察呢？20世纪中叶兴起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交叉学科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们，例如斯宾塞·布朗（George Spencer Brown）、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等人的研究，我们理解观察的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39] 相对而言，系统论法社会学的优点是，能够同时将外部观察与内部观察结合起来，从而对具有自我指涉性质的，具有自我观察能力的，二值编码的现代法律系统进行观察。
这就像天边飘来一朵乌云，接下来就有可能下雨，道理是一样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将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当作一条交通规则，并将它适用到自己的行为当中，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就此而言，似乎第十二只骆驼必须拿回来。就此而言，社会学视角的观察的一个效果，就是揭示了世界的偶联性 [18]与复杂性 [19]。而这样一种特性，必须通过系统论社会学的功能比较的方法才能够勘测。[35]Supra note 21, S38-123. [36]这就像人类要反思与观察自身，会问知识如何可能等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难免总是要受到人类先天认识图式的影响。
在泡菜坛子案中，法官将泡菜坛子用力一摔，将其摔成碎片，这一举动是充满司法智慧的。此时卡迪可以代表国家来回收这头骆驼。
在法学视角来看，必须是真的，在社会学视角来看，却很有可能是假的。此外，卢曼还发表了大量的法社会学研究的论文。
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内心的小九九与小想法，最终都依靠法律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第十二只骆驼同时具有真与假的双重特性，非常形象和逼真地揭示了法学之内部视角的观察与社会学之外部视角观察之间的紧张与统一。